史有為 | 《新华字典》决不可少
——兼忆魏建功、周祖谟先生
【附文】周祖谟《“伍记”与<新华字典>》
史有為
《新华字典》可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语文类辞书。到2020年，《新华字典》已经整整出了12版，却不巧引发了一些涟漪。有朋友借此机会提出，是否将《新华字典》与《新华词典》合并，取消“字典”的名称，让“词典”一统天下。这个想法未免过于西化，也过于理想。深究起来，可能是提议者脑中的西方word文化过于深入,而对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过于忽视。我们万万不可被word困住，被貌似观念“先进”的一叶障了目，看不见汉语是一种由“字”（语素+）和“词”双元共治的语言。辞书是应用性事业，一切应以应用的效能与实际需求为考虑，不能仅仅以西方学术理论去推导。何况“字典”是老祖宗发明的语词，《新华字典》又是当代辞书的一个重要历史符号，难道不该慎之又慎，斟酌再三？
图1：初版《新华字典》（1953），书名由魏建功先生题写
为此，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编写这部辞书的由来。据周祖谟先生1993年8月回忆：
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1946年之秋”，“一次，在魏建功先生座上，燕谈之余，讲到中小学教育的问题。深切感觉字典对开发知识、提高文化具有极大的重要性，需要编一本新型的复合时代要求的字典。当时我们所谓的新型，意思在于破除以往只注重文字，不重视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弊病。本着这个意思，就想试编一种小型的字典为中小学生应用。
《新华字典》来自《伍记小字典》。1946年某个星期五，“于是，魏先生就约了金克木、吴晓玲、张建木与我（周祖谟）在魏先生家里交换意见。”“几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，不妨先编一本小的，以后再扩大编一本中型的。”五位先生“这一天所谈涉及的范围很广，对收字、注音、释义以及编排的方法等，都提出了一些设想”。约定以后每个星期五逐项讨论定案，如此持续了两个多月。最后，“可能是魏先生想到了门外有‘王记脚行’的名字，笑着说：‘啊！我们五个人不就是“伍记”吗？我们的字典就叫“伍记小字典”好喽!’”五位先生“为了编字典，经过几次讨论以后，初步拟出一些条例。
回忆起来，约有以下几项：
（1）“采取音序的排列法，另附部首检字。”这是当时的首创。
（2）收字“可在5000到6000之间”，“有些联绵词应当作一个条目出现”，“注音就以《国音常用字彙》为准。”
（3）释义原则：
①“解释用语体，意思要明确，尽量不用互训的方法”；
②“一词多义的，可以把通常的意义列在前面，不常用的列在后面”；
③“解释的后面要举例，把常用的词语列在解释的后面。可以是词，也可以是成语或短句。有些需要联系语法作解释”；
④“在释义中可以注明‘引申义’或‘比喻义’。”“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是由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意义，那就不妨立一个‘转义’的名称”。
（4）“字头要用楷体字，不用老铅字，以便于中小学学生学习字的写法”。
（5）“从便于中小学学生理解词义出发，有些名物应当附以插图”。旧时也有个别辞书附以插图，但很少，插图水平也极低，如《新式绘画国音学生新字典》（1912，上海广益书局）。
左《新华字典》（1953年初版）插图
右《新式绘画国音学生新字典》（1912，上海广益书局）
新中国成立，百废待兴，文教急需之辞书空缺。1950年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敦请魏建功先生主编一部字典，并为此成立“新华辞书社”。魏先生即以所拟“伍记小字典”原则付诸实施。1953年《新华字典》出版，即成为当年盛事。
在此之前，为了因应工农兵大众扫盲，1952年出版了《学文化字典》。该字典具有临时急用的价值。《新华字典》出版后，《学文化字典》即基本完成历史任务，后续任务即由《新华字典》承担。
《学文化字典》（1952，商务印书馆）
《新华字典》的出版标志着字典的一项革新，对推进语文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”。“从起始酝酿直到编成，得到出版，经过十年之久”。魏建功先生“一字一字的审定”，“精力所萃”，“这段故事和事实不能无记”。【注1】
【注1】以上根据周祖谟《“伍记”与<新华字典>》，载《文教资料》1995年3期，22—25页。
注音所依赖的《国音常用字汇》，让我们想起，汉语“国音”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普通话标准音并非《新华字典》确立的，而是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实际确定。
1909
清政府已将北平语音命名为国语。1918
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。1919
当时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。1921
当时的教育部公布《校改国音字典》（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编纂，国语统一筹备会订正）。1932
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以《国音字典》为基础修订补充后改名的《国音常用字汇》，再次明确以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。
这些都否定了现在那些反复炒作的帖子，汉语普通话的标准音的确不是滦平语音【注2】
【注2】]根据林焘《北京官话区的划分》（《方言》1987年第3期），吴丽君、王筱欢《滦平方言语音系统调查报告（一）——声母系统》（《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》2014年第4期）滦平语音与北京音系有明显的差别。北京城内读零声母的“爱、恩、安、熬、饿/恶、藕”等字在滦平读后鼻音声母[ŋ-]（ng-），部分地区还读前鼻音声母[n-]（n-）。这是严重的音系差别。至于单字读音与普通话不同的那就更多了。
滦平语音充其量不过是“接近”而已。
【参看链接：标准音，来自滦平话吗？】
在普通话之名还是十分新颖的时刻，《新华字典》承担起将普通话具体化并加以推广的重任，其历史价值自不待言。
《新华字典》以字为主，字义分项，以字解词，本是中国的传统。而以一字推动认识许多复音词，可以少列多少词条，减少许多篇幅，降低不少成本，这在效度上是大可赞许的。这种小型辞书，物美价廉，解决了许许多多中小学生与家庭的需求，功不可没。《新华字典》是中国辞书历史上的一座具有里程意义的碑石。
中国的辞书种类不是多了，而是太少，尤其是水平高、同质性低的辞书太少。《新华字典》相对小些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与《新华词典》相对大些。大小搭配，各有分工，各适所需，有何不好？就此而言，《新华字典》不应该缺席辞书行列，而且也绝不能退出辞书舞台。
由此又引起另外一个饶有兴味的议题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中国人是怎么依靠单字解释就可以弄懂语词的？靠的是什么机制？也许奥妙就在于汉语的句法型构词法。明白了每个汉字的意思，在字面上就能对复合词理解个大概。解释清楚一个字也许就能大致明白由该词构成的许多词。这就是《新华字典》与许多同类字典存在的理由。
魏建功先生（1901-1980）不但是著名的音韵学家、古籍整理学家，而且也是当代推广汉语语音标准与辞书事业的力行者，大有功于当代中国。他跟黎锦熙先生（1890-1978）一样，并非北京人，却一生为民族语的统一而奋斗，并亲自奔走主持设计“国语”课程。二战刚刚结束，魏先生不辞危难，亲赴台湾，主持推广“国语”的事业。
魏建功先生
（1901-1980）
我见到魏先生时，已是1955年，他担任北大古代汉语课的教学。我们只知道魏先生名气很大，学养甚丰，在音韵学等几个领域里的成就，当时简直无人可望其项背。他的文章写得铿锵精炼有力，但却不知道他讲课如何。第一课开始不久，我们便觉得魏先生说话有些不利索，似乎所思不能尽言，来回反复，生怕学生不懂，有时还急得有点结巴，用手势来辅助。古代汉语的课也因此而打了点折扣。不过学生们也理解，他是真的想把全副功夫传授给我们啊！当时幸而梁东汉先生担任他的助教，才把这门课圆满地结束了。可见学问大不等于教课好，做教师也有其中的不易。魏先生的平易也是出名的，以他当时的名声和地位，却对学生绝无半点架子，总是诲人谆谆，不厌其烦，是出了名的好好老人。魏先生有很丰厚的词汇学基础和词典学经验。可是他从不在人前言及。只是后来，我们编写成语小词典的时候才发现，魏先生原来还是《新华字典》的主编，但字典上从来就不署他的名讳。可见先生为人之谦虚。
周祖谟先生（1914-1995）在音韵学上也有极高的造诣。他与魏先生似乎有师生之谊，过往甚密。提起魏先生，我们便会自动地连带想到周先生。应该说《新华字典》也与周先生有间接的关系。“伍记”小字典的起头与体例就有周先生的影子，但周先生一直回避着。这就是传统学者的风度：决不掠美。
善于选题，既重实用，又富趣味，为青年学习语文的良师益友。祝贺
周先生永远是瘦削的，他的衣着和面容总让人感觉这是一位清苦研读学问的学者。他担任现代汉语课的前半段，绪论、语音和词汇。先生讲课时总是笑容常驻，话音高亢，北京腔一字一顿，让所有的学生听得真真切切。我以后的词汇学基础就是在他课上打下的。我每回去他老人家那里，他总是笑容可掬，一口京腔，让人觉着格外舒服。周先生是异常用功的人，即使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时候，他依然孜孜于音韵绝学，著述不断，以致成为当代的大学者。他基础之广博深厚，也是人所共知，不像现在都局促于一个小天地。不然，他就不会有开辟性也是经典性的《现代汉语词汇》一书的问世。
我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，几乎每年新年必去北大师友家拜年，第一站是朱德熙先生家，第二站便是周先生家。每次去，周先生必然热情款待，交谈欢愉。他们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为我曾经得到这些先生的教诲而感到荣幸。
魏、周二师跟北大55级语言班还有另一段值得怀念的因缘。1958年，我们55级语言班为了给国庆献礼，日夜开工编写《汉语成语小词典》。我们班跟某些踢开教师搞科研的班级不同，我们始终对老先生持弟子礼，尊敬他们，也依靠他们。我们聘请了魏建功、周祖谟二位先生作为顾问，请他们为我们这些雏鸟们把关。而二位先生也确确实实履行了指导的责任。我们每天编写完一批词条，立刻送两位先生处。而二位先生也每天认认真真地审阅我们送去的初稿卡片，一张张批改指点，面授加上笔授，给同学们树立了辞书编写的范本。这样的收获是任何课程难以达到的。虽然当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兵，而且有病，承担的任务不多，但这个经历，不但种植了兴趣，也为我日后编写多部词典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。
魏建功书法
魏先生的章草书法是有名的，能够得到他的墨宝，必将使小词典增色。我们又求魏先生为小词典题签。魏先生欣然提笔，这就是一直流传至今的“汉语成语小词典”七个字。《汉语成语小词典》以后还一度成为商务印书馆赠送外宾的辞书，以后又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并列为创收的看家书（最早可能只有《新华字典》），每年印刷几十万，封皮上赫然写着“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语言班编 魏建功 周祖谟 审订”。很可惜，1996年开始，商务买断了书版，这些名字从此在封面消失。
周先生也是一笔好字。他的字在北大早已闻名，娟秀而洒脱，外柔却内刚，直追二王。但我苦于没有机会求得墨宝。在毕业20多年之后，我有机会主编《成语用法大词典》（大连出版社），终于有了一次机会，开口向先生求他题签。此时又承周师提携，一口应承，为该书题写了书名，留下了永远的纪念。
2022年记于元宵前夕
我们当代最通行的一本小型字典是《新华字典》。这本小字典的编纂计划和体例的拟定有一段故事的, 这就是这里要说的“伍记”。
话要从头说起。在杭日战争胜利以后,1946年之秋,许多先生先后返回北京, 会面的机会逐渐多起来了。乱后相逢,心情欢畅,话是说不完的,同时又深深感到八年人事倥偬,忽忽而过, 而今可以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多做些确实有意义的事了。
一次, 在魏建功先生座上，燕淡之余, 讲到中小学教育的问题,并涉及到字典的问题。深切感觉字典对开发知识、提高文化具有极大的重要性,需要编一本新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字典。当时我们所谓的新型, 意思在于破除以往只注重文字, 不重视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弊病。本着这个意思,就想试编一种小型的字典为中小学生应用。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, 必须要当做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。谈话之间,仿佛一个新的试验工作将要开始了, 心情十分振奋。如果真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, 那是十分愉快的。
要做, 首先要多约几位同道讨论一下编纂的体例和有关的问题,于是魏先生就约了金克木、吴晓铃、张建木三位先生和我在魏先生家里交换意见。第一次相聚是星期五,一谈就是一个上午。几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, 不妨先编一本小的, 以后再扩大编一本中型的。这一天所谈涉及到的范围很广,对收字,注音,释义以及编排的方法等,都提出了一些设想。大家兴趣很浓,就决定每星期五上午在魏先生家把具体问题一项一项地进行讨论。五月间北京的天气已经热起来了,我们四个人都能准时到达,从未间断, 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。
魏先生的寓所在北京朝阳门内东四牌楼大街, 街道很宽。由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,路边人行道上就是出售鱼肉蔬莱日用杂项的集市,每日上午人声喧阗,熙熙攘攘,行商坐贩,比列成行。其中有为人搬家或运货的,两三个人有一辆排子车放在路边,等候主顾,名为“脚行”。如果姓王,就挂着“王记脚行”的牌子。我们五个人要编一本字典,叫什么名字呢? 那时候没有什么“小组”的名称，可能是魏先生想到了门外有“王记脚行”的名字,笑着说:“啊! 我们五个人不就是‘伍记’吗? 我们的字典就叫‘伍记小字典’好喽！”这当然是一句笑话,可是“伍记”就跟后来的( 新华字典》联系起来了。
我们“伍记”这几个人都是研究语言学的,谈话三句不离本行。魏先生是长辈,我们年纪轻的人都喜欢跟魏先生在一起讨论学问。为了编字典,经过几次讨论以后,初步拟出一些条例来。回忆起来,约有以下几项:
(1) 以前所出的小字典都是按( 康熙字典》214部首编排的,只有《国音常用字汇》是按注音字母的次第来排的。我们要新编一本,一定要采取音序的排列法,另附部首检字。部首也可以稍有改变。
(2) 收字数量,根据现在常用的程度来看,可在5000到6000之间。有些联纬词应当作一个条目出现。第二个字可以采取“参见”的方式注明。注音就以《国音常用字汇》为准。
(3) 释义方面的问题较多。我们确定了几项原则:
① 解释用语体, 思要明确,尽量不用互训的方法;
② 一词多义的,可以把通常的意义列在前面,不常用的列在后面;
③ 解释的后面要举例,把常用的词语列在解释的后面。可以是词,也可以是成语或短句。有些需要联系语法作解释;
④ 词语的解释会涉及意义发展的问题。有些词义是由一个较早的意义引申出来的,有的是由于比喻而来的。在释义中可以注明“引申义”或“比喻义”。除此以外,还有一些是由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意义,那就不妨立一个“转义”的名称。这也是清人讲训话时常用的称谓。
(4) 字头要用楷体字,不用老铅字,以便于中小学学生学习字的写法,免得写出那种四不像的美术字。
(5) 从便于中小学学生理解词义出发,有些名物应当附以插图。
定了这些基本原则以后,魏先生试着编了几个字,作为一个编写的模式。但是后来大家都因为工作的关系,没有着手再进行。所谓“伍记”云者,也就散伙了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,人民教育出版社叶圣陶先生敦请魏先生主持编写一本字典,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,命名为“新华辞书社”。辞书社只有四五位编纂人员。在魏先生主持下,积极努力, 编成《新华字典》初稿,油印若干册,送请有关的先生们征求意见。最后,又经过一次修订,以“新华辞书社”的名称印发了第一版。这一版基本上都是按照“伍记”所拟的原则付诸实施的。1962年《新华字典》修订过一次。1965年又修订重排过,字体改换了像前代一种活字版体,跟原来用楷体的意思不同了,实际并不好看。学生如果照猫画虎,笔下永远写不好。插图也被取消了,这也跟原意不合。原版的插图不太好,是真的; 但应当设法改进,不宜取消。很多人不以为然,这里就不必多谈了。
《新华字典》的出版标志着字典的一项革新,对推进语文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,这是人所共知的。可是魏先生是这本字典的主编者, 同时也是一字一字的审定者。从起始酝酿直到编成,得到出版,经过有十年之久,是他精力所萃,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不幸魏先生于去年逝世,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损失。因为“伍记”是他倡导的,工作是他作的,这段故事和事实不能无记,所以略述梗概,为关心辞书编写情况的人作参考。
(1993年8月)